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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协调机构该消肿了 2018年01月15日

纠正“四风”不止步

如果问一位地方主官:“属地”有多少议事协调机构?他在其中兼了多少职务?他多半答不出。搜索省内多地政府网站,议事协调机构普遍过百,领导兼职过半百的不在少数。议事协调机构过多过滥,已成为“文山会海”源头之一,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工作作风。

早在2014年2月,我省就下发《关于撤销部分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一次撤销56个省级议事协调机构,为基层放出了样子。可近4年来,各地议事协调机构明显反弹,特别是应撤未撤的阶段型、临时型机构日益增多。以某设区市为例,议事协调机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2.7倍,市政府领导平均兼职21个,其中临时型机构占到六成以上。有的领导坦承:“每天从这个会议室转到那个会议室,连上厕所都带小跑,有时一天下来都记不得开了多少会。”

纵观各地议事协调机构,少部分是上下对口套设,大多数则是“自选动作”,延续应急式、“运动式”传统抓工作套路,暴露政府治理手段落后、理念陈旧。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拉机构、搭班子、找“靠山”、要开办费、发文开会,攀比常设机构,摆出为民办事的庞大阵势,助推临时工作常态化,往往有彰显“政绩”之效,而无立做立行之实。

领导牵头的议事协调机构,大多被赋予一定行政权力,容易形成高压态势,基层单位一般比较“买账”。议事有“权”、协调有“威”,难免让议事协调机构陡增“存在感”,谋求临时机构常设化。尽管上级三令五申清理已“完成使命”的议事协调机构,但当地顾及牵头领导“面子”,往往手下留情、应撤不撤。这样,旧机构去不了、新机构不断来,新旧议事协调机构叠床架屋、野蛮生长,以致普遍出现“越清越多”的反常现象。追根溯源,还是政府机构管理松懈,随意性大,“领导挂帅”的机构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遏制议事协调机构膨胀,科学设计评价考核体系大有可为。如某设区市119个长期存在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常设型机构只占19%,而阶段型、临时型机构占比竟高达81%,其中,交通系统功能相近的机构有15个、城建系统的有10个,很多机构是“同类项”,但谁都不愿意精简合并,为何?这又涉及工作考核导向和政绩观。通常,成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是“重视程度”表现和加分项目,别人不撤我先撤,等于主动失分、自甘落后,谁愿意做这等傻事、谁又愿意承担排名靠后风险?另外,有的一线部门也希望有议事协调机构长期“罩着”,矛盾可上交、风险可分摊、不当“出头鸟”,等于为自己挂起“免责牌”,何乐而不为?应该说,这些人为强化议事协调机构“作为”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不作为、不担当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

要将失控的议事协调机构装进制度和法治“笼子”,防止其成为“打不死的小强”。坦率讲,议事协调机构有点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真要精简,有关部门和领导还真有点“恋恋不舍”。早在2013年7月,某设区市就出台全省首个《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管理主体、审核程序和监管办法。但由于没走法治化程序,最终这个管理办法还是形同虚设,清理后的机构还出现“报复性反弹”。这个案例给人的启示是,要通过法律制度保护创新实践、消除“领导打招呼”等弹性空间。可从人大立法角度,对各类机构设置、编制、职权、责任等进行正本清源,明确其工作任务、职责、撤销条件及期限等,依法长效监管,打造法治诚信政府。当务之急是加强议事协调机构制度建设,杜绝临时机构随意化和合法化。

议事协调机构泛滥,混淆政府部门职能、扰乱原有工作程序,加剧部门之间职责不明、分工不清、人浮于事、好大喜功,与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目标背道而驰。江苏作为“放管服”改革先进省份,要以源头整治议事协调机构为突破口,创新长效管理机制,加快大部制改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率先走出议事协调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本报记者 林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