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郭腊梅在跟老知青学耕田 　　郭腊梅全家福

　　照片上的她肩背草帽，右手扶犁，英姿飒爽，一副质朴的笑容。40年后，郭腊梅指着照片上的自己笑着坦白，“那是为了宣传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摆拍的”。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在照片上摆摆样子的上海女知青，果真在农村扎下了根，不仅跟当地农民成了家，还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典型。

　　郭腊梅，工人家庭出身，5岁时母亲去世，六七岁时父亲续弦，生活艰难。1968年夏，郭腊梅18岁，于杨浦区铁岭中学初中毕业。学校、街道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郭腊梅说，不用动员，我愿意插队，凭我一双手，到哪里都饿不死。武进是她的老家，爷爷奶奶在那里，1969年2月，郭腊梅到武进县新桥公社查安大队第五生产队落户。

　　郭腊梅从小能吃苦，干起活来风风火火的，乡亲们都喜欢这个不娇气的上海娃。乡亲们的赞许更让腊梅心里热乎乎的，第一次体会到了劳动的价值。她一心一意在农村干，次年就被评为县优秀知青，之后又被评为常州市、镇江地区和江苏省的优秀知青。1976年，她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那年，她与大队农机员、当地青年高听洪结了婚，第二年女儿出生。直到1980年，郭腊梅随最后一批知青返城，分配到武进县物资局机电公司工作。

　　这样的人生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讲，但采访郭腊梅却很不容易，她不善言辞，且十分低调。对于荣誉，她一带而过：“我只是个热爱劳动的人，所有的荣誉都是劳动带给我的”；对于恋爱婚姻，她只有三句话：他工作踏实，忠厚老实。我问家里意见，他们说你看着办，我就自己办了。别人也有说闲话的，无非是上海知青干吗嫁个农村人，我不管。关于农村生活的艰苦，她只提到两个细节，一是刚下乡时，挑担挑到肩膀肿，疼得晚上偷偷哭；二是丈夫家兄弟姊妹多，经济困难，她在知青办每月十几块钱补贴，丈夫在生产队挣工分，入不敷出，她怀孕了，还吃不饱。

　　其实她刚到农村还被蚂蟥吓哭过，这是当时在县文化馆做摄影工作的汤德胜告诉记者的。汤德胜1970年开始报道郭腊梅，对她十分熟悉。谈起女知青们的艰苦岁月，汤德胜十分感慨。知青口粮紧张，汤德胜总是赶在饭点前结束采访。有一次时间不凑巧，郭腊梅和姐妹们一定要留他吃午饭。所谓午饭，用汤德胜的话说是“饭不像饭，菜不像菜”。他略略吃了些，拿出半斤粮票和1毛钱，女孩子们坚决不收，七手八脚把钱和粮票塞回他的摄影包。肥皂1毛2一块，女孩子们买不起，就学当地妇女用皂角树叶挤汁兑水洗头，再买些烧碱，一次半斤5分钱，洗头水里放一点，头发才滑爽。夏秋收割季节，天气燠热，稻麦芒刺粘身，女孩子们忍不住，就在门口河滩边搭块木板解决问题——一个人冲凉，两个人张两把油布伞为她遮挡。汤德胜没有拍摄这个场景，一则他二十出头，不好意思，二则物资紧缺，他舍不得胶片。如今，他后悔不迭。

　　汤德胜一再说郭腊梅让他感动。1970年，郭腊梅要参加县优秀知青代表大会，汤德胜于前一天上午赶到生产队，郭腊梅正在田里干活。他问，你下午几点去县里？——生产队离县城30里路。郭腊梅说，我下午还想和姐姐（农民）学耕地，明天一早骑车赶去。另一次，郭腊梅和知青小耿在打谷场上筛稻谷，汤德胜准备拍照。郭腊梅说，小耿要站起蹲下盛稻谷，活累，你拍她的脸；我只管晃筛子，轻松，有个背影就行了。汤德胜照办了。郭腊梅的一组照片包括这张筛稻谷在知青办展出，小耿很高兴。汤德胜说：郭腊梅不漂亮，但心灵美。当时没有这个词，可我感觉就是这样。

　　这些郭腊梅都只字未提。在采访中，她讲述艰苦生活的两个细节时，没有丝毫抱怨，似乎吃苦是理所当然。说到她的农民丈夫，她语调愉快，还夹着一丝忸怩，说自己这辈子从没有为嫁给一个农民而后悔过。而谈到劳动时，她语调兴奋，话也多了，自豪感扑面而来。她说，男工做一天9分8，女工打折，女知青大多挣不够口粮。她不仅挣够自己的口粮，还挣了爷爷奶奶的口粮。她说，队里加工山芋粉，别人倒早晚班，她连续做了4天4夜，实在吃不消了。她说，随便什么人我都处得好，村上人样样教我，我样样会做，鞋子也会做，“要想学总归学得精”。她说，年轻时候身体好，到河里打水，不用扁担，一手一只桶，拎起就走。说到这里，她笑了。

　　返城后，郭腊梅依然是单位的先进，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她到一家公司做出纳，学会了用电脑。女儿女婿都在银行，“自己挣钱，不用管了”。孙子快上学了。“家庭和睦，挺好，挺满足”。

　　家庭背景和插队经历造就了郭腊梅劳动妇女的本色：吃苦耐劳，以劳动为荣；待人重情，不计得失。这样的本色使她受得住荣誉，耐得住艰苦，她的人生看似高调、不寻常，其实踏实而平凡。

　　王 蕾

　　昨日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