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7日，新华日报欢迎战地记者留影。 　　(资料照片)

　　“深入一线，呼吸新鲜空气，大有益处！”这是新华老报人在接受采访时的感悟。从抗日战场，到洪灾现场，从田间地头，到车间煤矿，新华人奔波在新闻的最前线。他们报道新闻，也记录历史。深入，深入，再深入，这是《新华日报》的传统，是《新华日报》的生命力与战斗力所在。

　　一张珍贵的战区采访证

　　2007年12月20日，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查阅资料，记者意外发现了一张《新华日报》记者60多年前的“战区采访证”。

　　这张采访证是发给石西民的，在证件一角贴有他的照片。从内容上看，这是1939年石西民赴苏浙皖战区所用的证件，有效期从当年的7月10日至10月10日。

　　《新华日报》一创刊，就以极大的注意力，重视前线的军事报道，在国内新闻版辟“前线战况”的专栏，放在首要地位，逐日向读者反映战争进展情况。这张战区采访证，更是《新华日报》记者深入前线采访的实物证明。

　　石西民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事激烈的前线，他自己回忆说，“有一次采访归来，刚遇到一个隐蔽的炮兵阵地，就碰上了日军两架轻型轰炸机前来轰炸，我还没有选择到掩蔽地点，炸弹就响了，我就伏在一门大炮的炮架底下……阵地上浓烟滚滚，好几个士兵被炸死了，我却从灰土中爬出，没有受伤”。

　　1949年4月29日，南京《新华日报》创刊，这是周恩来特意安排在南京出版发行的，石西民被任命为首任社长。

　　战地记者陆诒

　　新华日报的战地记者中，最出名的是陆诒。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从1938年2月开始，《新华日报》以极大的篇幅，刊载了特派记者陆诒从徐州发来的新闻、通讯，详细地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和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战斗的场面。从2月起至5月止，《新华日报》连续刊登陆诒发回的通讯达30篇。如2月16日发表的《徐州大会战前夕》一稿，着重介绍了我军与日寇在小蚌埠一场三进三出的争夺战，揭开了这一战役序幕。

　　台儿庄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记者陆诒深入到我军一个师部指挥所，目睹了我军英勇战斗的场面，连续写下了《胜利前夜的台儿庄》和《踏进台儿庄》等通讯，记载了我军战士激烈搏斗的情况。记者写道：“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仅这个师，4个团长，就伤亡了3个，12个营长只剩下两个；有一个战士全身烧得焦黑，死后仍屹立在墙角，左手执手榴弹，右手握着枪。”《新华日报》及时发表了这些充满现场气息的通讯，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的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最重大的胜利，共歼敌2万人左右。4月7日捷报传来，《新华日报》立即出了“号外”；4月8日发表了社论，分析这次胜利的意义，给予参战将士很高的评价。

　　《新华日报》为了把各战场的情况充分反映出来，在战报分类上，逐渐增加了“华北战况”、“沿江战况”、“晋鲁豫战况”、“豫东战况”、“晋绥战况”、“华南战况”等栏目。《新华日报》创刊之初，只有两个半记者，而派到敌前和敌后采访的人数却是各报最多的。编辑部尽力抽出人力到第一线，包括两位总编辑、编辑主任等，都亲赴前线采访。从报纸版面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报道的地区不断扩大。创刊初期，新闻版尽是“本市讯”、“本市特讯”，等等；到二三月份，就增加了来自临汾、金华、郑州、青岛、徐州、兰州、香港、上海、安庆、广州、铜山等11地的稿件。不止是接敌区、战区，连沦陷区、敌后也有报道。

　　报馆编辑部的主力，一些训练有素的大手笔，都投入了采访的最前线。这些战地通讯，加上对大后方以救亡运动为中心的群众斗争的报道，就形成了《新华日报》的特色。此类的新闻、通讯，都是记者凭深入现场所目击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官方的通讯社、报社记者，尽管带有电台和辅助人员，但不少人一遇敌机轰炸或炮战激烈，便溜之大吉，当然很难写出这样的报道。当《新华日报》迁渝出版一个月，连《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也指出：“《新华日报》为抗战出力不少，已引起全国人民注意，公认为新闻界的主力军。”

　　特派记者和驻外记者

　　南京解放之初，各阶层人士和广大市民，都非常关注《新华日报》上的报道，他们不仅关注报纸对本市各方面情况的宣传，而且尤其关注我党在新解放区和大中城市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关于新中国筹建方面的信息。鉴于当时报纸对发生在南京以外的新闻均是依靠新华社电讯稿，难以满足读者在新闻信息的广度、深度、时效等方面的需求，为适应读者对国内大事的强烈关注，并借此给记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报社及时作出了选派得力记者赴北京、上海和东北地区采访的决定，这在当时全国省市党报系统中是第一家。

　　选派记者赴外地采访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特派记者，主要依据读者对国内某件大事的关注度而临时决定。第一个担任特派记者的是采通部采访组负责人季音，他于1949年9月全国新政协会议开幕前夕被派往北京采访新政协会议的报道。在半个多月的时间中，先后发回了5篇通讯，详细、生动地报道了新政协会议开幕时的盛况，会议讨论的各项重大议题和作出的关于新中国国名、国徽、国旗、国歌等若干重大事项的决定及其产生背景与过程，深受读者欢迎。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建国后的首次洪灾，皖北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死亡20多万人，倒塌房屋数千万间，当时淮海平原战争硝烟刚散，战争创伤尚待修复，当地抗灾能力明显有限。中央要求当时作为直辖市又是友邻地区的南京市全力帮助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报社为报道好这一重大事件，及时派记者邵平随南京市慰问团赴灾区采访。邵平在灾区进行了一周多的深入采访，发回了关于皖北灾情、灾区最迫切的需要以及表现灾区人民在抗灾斗争中的英雄壮举的系列通讯，为动员全市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皖北灾民重建家园发挥了作用。同年10月，亚洲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建国后，首次在新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报社特派女记者邵琼前往采访，这也是《新华日报》首次派记者采访大型国际活动。

　　二是常驻记者，主要是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城市和地区设立。最早担任常驻记者的是报社副刊室主编艾煊，他于1950年初被派往北京任驻地记者，这位后来成为全国著名作家的资深记者，以优美的散文笔触先后为报社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特写，详细介绍了首都北京的风土人情以及在解放后的巨大变化，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也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新中国诞生后，东北的工业建设状况与全国的建设息息相关，自然也就成为各企事业单位关注的焦点之一。报社为此特派采通部副主任李廉赴东北采访。李廉用两个多月时间，先后参观走访了大连、长春、沈阳、抚顺、鞍山等一系列城市，发回了数十篇不同体裁的报道，并配发了许多图片，使读者对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生产和建设成就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这些报道和图片后应读者要求结集出版，石西民社长亲自为该书作序，该书先被上海新华书店发行了1万册，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后北京新华书店为满足读者需求，加印了数万册。

　　《新华日报》老记者邵平将“本报特派记者”的署名称之为“六字衔”。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皖北灾区纪行的第一篇通讯见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在通讯署名之上，竟出现了‘本报特派记者’六字衔。当样报投放办公室，便有啧啧称奇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带有责问口气的‘哪个环节出的错？’”

　　原来，当时报社有不成文的规定，记者署名一般只用个人姓名，若要冠“本报记者”，需领导认可其作品确有较高质量；至于特派记者，那是奉派采写重大题材的报道时才用的。

　　后来，邵平得知，“六字衔”不是哪个环节出错，而是报社经过一番研究加上去的。半个世纪前，这个“六字衔”对他这个年轻的新兵是莫大的鼓励。他说，“意外的鼓励，且经过郑重研究，让我感奋不已。”

　　老报人回忆：

　　深入一线，呼吸新鲜空气

　　86岁的樊发源曾是《新华日报》老社长。2007年12月24日，记者敲开樊老的家门，听这位老前辈谈当年是如何深入一线当记者的。

　　“我高中二年级没有读完就参加革命老区新闻工作，一到《新华日报》，就觉得自己的整体素质与党对我们的要求距离很大。”樊老是1952年10月从扬州《苏北日报》社来到《新华日报》，直到1983年11月离休，前前后后30年。他当记者的一个深切感受是，要深入一线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每下去一趟，呼吸到新鲜空气，取得新经验、新知识和新情况，对工作大有益处。

　　1946年采写的《南行半月》，至今让樊老印象深刻，因为那是一次深入一线的宝贵经历。当时他是新华社苏中九支社记者，华中新华日报特派记者。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各一人在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点进行调处。樊老和同事吴青当时跟随淮阴执行小组到南通调查。他们以报告文学般细腻的笔法在报纸上刊发连载通讯，把国统区对停战协定的执行真相、群众对和平的期待如实传递给了读者，激起了很大反响。

　　樊老回忆，从1954年起，《新华日报》领导干部每年都要轮流下去，编辑记者更是经常下乡蹲点，调研报道；有的干部带职下乡下厂，体验生活，锻炼自己。

　　“1954年，全省遇到特大洪涝灾害，雨量之大，时间持续之久，灾情之严重，均为近百年来所罕见；省委要我去灾情严重的高淳县采访。当时宁高公路大部分被洪水淹没，我和董国平、归行肇同志，从中华门外乘火车先到芜湖，沿路枕木都浸在洪水之中，芜湖市内马路积水成河。我们乘的小船穿过马路向高淳驶去，沿途一片泽国；我们先到圩区参加保圩抗洪斗争。十天后，经东坝步行到溧阳。东坝以西是丘陵高地，东坝以东是平原，如果东坝一倒，太湖流域必然是一片汪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夏季，新华日报抓抗洪斗争报道如同抓军事报道一样，组织力量，深入抗洪前线，作战役性报道。五六十年代，我们常常跟随省委书记下乡下厂下矿，有一次一个多月跑了二十多个县。”

　　活到老，学到老。年轻时到一线学，现在樊老尽管年老体弱，仍然坚持每天看报。客厅朝阳的桌上，当天新出的新华日报已经打开，那是樊老心中最重的报纸。

　　难忘50年前在农村蹲点

　　在《新华日报》工作6年、被打成“右派”劳教4年、下放农村做中学教师18年、进入政法系统研究法律……75岁的《新华日报》老报人祖丁远，经历丰富，充满波折。“但我最怀念在《新华日报》的日子。有些事情，过去了50多年，但依然就像在昨天。”祖丁远说。

　　祖老1952年进入《新华日报》，当时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今天，再回首峥嵘岁月，他又回忆起了50多年前与新华日报老社长吴镇到农村的一次蹲点采访。

　　我记得是1955年10月间，吴镇同志决定分批组织报社记者、编辑去农村、工矿，要求做深入的调查采访，蹲下去一个月，回来必须写出调查报告和深度报道。我们是第一批第一组，到苏州去蹲点。

　　我们就住在初级农业社社员茹洪法家里。我们一般上午在村中，走访每个农户，听取意见，调查研究；下午往往两个人一起去附近镇上茶馆坐坐。当地农民习惯喝茶聊天，与朋友交流信息。我们的很多信息，可以说是从茶馆里听到的。在茹洪法家，老茹特地为我们买了条咸鱼，每天中午切一段蒸蒸给我们吃。就在茹家一个小房间里，我们写了《万古长青的决心》、《旗杆高高地竖起来了》、《年轻的会计辅导员》等5篇文章。

　　当一个记者，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多与群众交朋友。这样，群众才能当我们是知心人。这就是我一个老记者，对深入一线采访的感悟。 　　　　　　　　撰文　　翟慎良 王晓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