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闲暇无事我喜欢写一些农村好人好事向新闻单位投寄，一连写了三篇，一篇也没用。我有点泄气了。有人背后议论我：“自己连肚子都吃不饱，还写什么表扬别人的文章？”

　　1963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了新华日报农村组王建邦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夸奖我稿子写得不错，也指出了不足之处，鼓励我坚持写下去。说老实话，那封信对于我来说，犹如久旱的枯苗得了一场及时雨，我很快恢复了自信，重新抓起笔来写作。不久，我的稿件不仅登上了《新华日报农村版》，我还被聘为新华日报的特约通讯员。打那以后，王建邦编辑不仅编发我的稿件，而且每月都给我写信，信中说，你这个月写了哪几篇稿件，用了几篇，没用的几篇，没用的是什么原因等等，真像老师批改作文那样仔细认真。

　　就在我越写越顺手时，“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新华日报农村版》停刊了，写稿没处用了。偶尔被其他新闻单位用了稿子，也不让署作者名字，且不发稿酬。我的写作热情自然越来越低。    

　　1975年，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的刘峥到我们村做支农工作（学大寨工作组）。老刘没有一点“大记者”的架子，对已被罢了大队会计的我一点也不歧视，要我没事时继续练练笔，坚持写下去。还说，“你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不要轻易放弃。”这样，我又拿起了搁置多年的笔。

　　1978年下半年，我被淮安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抽去培训写新闻，跟新华日报的同志接触也更多了。在刘峥、杨步才那批老记者的帮助指导下，我写作的通讯《百年老集又开放了》在1979年1月23日新华日报二版发表，编辑部还让画家胡博琮绘了插图。那是我在新华日报上第一篇配插图的稿件。

　　1980年春，新华日报刘寿桐编辑和我一道采访，一起写作稿件《有了责任制，农机作业亏变盈》，发表在1980年5月3日新华日报二版。那是我与报社记者合作写出的第一篇稿件。通过联合采访写作，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1985年我45岁时，被破格由农民录用为国家干部，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又被调到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回忆我成长的过程，仅新华日报帮助过我、支持过我、关心过我的老编辑、老记者就有几十位，我总忘不了他们，没有他们对我的培养、指导就没有我的今天。今年我已67岁了，除了周恩来研究工作外，还坚持为新华日报的《通联往来》写写评报稿，算是我对新华日报的一点回报吧。